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

 

1936年6月1日，两广的李济深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陈济棠等联合发动“两广事变”，打出“反蒋抗日”的旗号，宣布北上抗日。解委会参与、策动并积极支持了这一抗日反蒋行动。在南宁召开的各党派团体的联席会上，章伯钧一再强调“立即组成反蒋政府，发动抗日战争”，“中国的希望之所在，一要靠红军的胜利，二要靠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”。

 

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》。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，对蒋介石的政策，应从“反蒋抗日”改为“逼蒋抗日”。

 

1936年10月，黄琪翔从德国回到香港，与章伯钧、彭泽民、彭泽湘、丘哲等会晤。大家认为，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，国民党内部出现分裂，共产党发出了联合抗日的号召，这就有可能促进联合抗日的实现。解委会在国民党中间进行促进联合的工作，有益于推动联合抗日。与会同志同意并支持黄琪翔利用自身有利条件，公开参加团结抗战的工作。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，在政治上同共产党密切配合，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开始了从“反蒋抗日”到“逼蒋抗日”的转变，加紧了推动联合抗日的工作。

 

1936年11月，解委会派中委罗任一为代表，策动宋子文，两访阎锡山，对实力派人物开展工作，希望他们劝蒋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。

 

1935年冬及1936年11月底，解委会两次派罗任一为代表，到西安与杨虎城会晤，并被介绍同张学良会见，一致主张联合全国，实现武装抗日。

 
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——兵谏蒋介石抗日。在中共的斡旋下，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战的条件。

 

1936年11月 罗任一（中央委员）代表我党到西安，
与张学良 杨虎城 联络抗日。 左二起为：杨虎城、张学良、罗任一。

 

1937年春末，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到南京，与蒋介石谈判，商讨团结抗战的决策。此间，周恩来等与黄琪翔时有往还，就联合抗战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交换意见。中共领导人希望黄琪翔利用本身条件，为增进合作抗日起些推动和促进作用。

 

一次，周恩来、叶剑英等又到黄琪翔住所访问时，黄琪翔约了国民党的张群一起商谈，留他们在家里共进午餐后，在庭院里合影留念。这张照片现在革命博物馆、军事博物馆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均有陈列，成为解委会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见证。

 

1937年8月21日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正式达成合作协议
 黄琪翔总书记与两党谈判代表在南京黄宅庭院合影
右起：朱德、周恩来、黄琪翔、郭秀仪、叶剑英、张群

 

“卢沟桥事变”后，中共中央发出《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，号召全国团结起来，抵抗日本的侵略。解委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“八项政治主张”，具体响应中共《通电》。解委会以民族利益为重，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采取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，承认“国民政府”为抗战政府，承认蒋介石为抗战“领袖”，通令全党停止对国民党的斗争，积极参加和开展一切抗日活动，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第一线。其组织活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转入战时状态，广大成员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。